海口股票配资平台却选择了让人瞠目结舌的“不战而退”

1938年的春天，一场震惊中外的胜利在台儿庄书写。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中，于这个山东小镇痛击日军，打破了其“不可战胜”的神话。然而，这场彪炳史册的大捷背后，却隐藏着国民党军队内部一个让人深思的矛盾：那些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的“杂牌军”，与那些在战局边缘徘徊、最后才“收割战果”的中央军“嫡系部队”，形成了残酷对比。这到底是深谋远虑的战术，还是军队深层的顽疾？我们需要撕开胜利的光环，去审视那段历史的真相。

韩跑跑的“神助攻”

徐州，作为拱卫武汉的战略要冲，其安危直接关乎到整个华中战局。但在1938年初，日军矶谷师团与板垣师团气势汹汹地直扑山东，局势顿时变得危急。彼时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，手握二十万大军，却选择了让人瞠目结舌的“不战而退”。

他放弃济南、泰安、济宁等重镇，一路狂奔五百里，直接导致徐州门户洞开。日军因此长驱直入，几乎兵不血刃就逼近了滕县和临沂。韩复榘的这一举动，无疑是将毫无准备的中国军队推向了绝境。

面对质问，韩复榘反驳蒋介石南京失守的责任，认为自己并非主要责任人。但最终，他还是被蒋介石以“不遵命令，擅自撤退”的罪名处决，以正军纪。然而，这并不能弥补战线被突然撕开的巨大窟窿，更不能减轻那些被仓促推上前线的“杂牌军”将士们所要承受的巨大压力。他们，成了抵挡日军精锐的肉盾。

滕县：川军铁血铸忠魂

日军来势汹汹，首当其冲的便是滕县。这里，留守的是川军第41军的残部，大约三千名将士，在军长王铭章的率领下，承担起了死守的重任。从2月20日到3月17日，这支被视作“杂牌”的部队，面对的是日军矶谷师团超过一万人的优势兵力，以及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。

装备的悬殊，兵力的劣势，并未让他们退缩。王铭章和他的将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在滕县城内与日军展开了三天半的血战。城池沦陷，部队全军覆没，王铭章也以身殉国。

滕县保卫战，对于整个徐州会战而言，意义非凡。正是这三千川军将士用生命争取来的宝贵时间，才让徐州主战场的中国军队得以集结布防。川军出川抗战，前后三百五十万人，最终仅十三万人归乡，滕县，便是他们为民族牺牲的缩影。

临沂：冤家联手碎敌锋

日军板垣第五师团，作为日军最早编组的甲种师团之一，素来以侵华急先锋著称。他们绕过滕县，直扑临沂。在滕县战事未歇之际，临沂的战火已然燃起。最先抵达这里布防的，是西北军旧部庞炳勋第三军团，兵力约一万三千人。

庞炳勋的部队深知自身与日军精锐在装备上的差距，因此他们巧妙地布设了口袋阵，试图以伏兵战术阻击日军。初期，他们的战术确实奏效，板垣师团遭遇了有效阻击。然而，日军很快便组织起猛烈的反扑，庞部陷入苦战，伤亡剧增，庞炳勋不得不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告急求援。

李宗仁深知临沂的重要性，立刻调派了另一支西北军部队——张自忠的第59军。要知道，庞炳勋和张自忠在当年中原大战时曾是死对头，庞炳勋甚至攻击过张自忠。但民族存亡之际，张自忠毅然放下个人恩怨，昼夜兼程驰援临沂。他采取“以攻代守”的战术，与庞炳勋部内外夹击，对板垣师团造成了重创，使其伤亡近万人，迫使其一度撤退。然而，当张自忠部被调走后，板垣师团又卷土重来，庞部再次受困。直到中央军汤恩伯第20军团派出骑兵团配合反攻，板垣师团才被迫再次撤退，临沂保卫战最终成功，阻击日军长达五十余天。

汤军团的“凌波微步”

在滕县、临沂的血肉搏杀中，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始终在战场边缘“游荡”——那就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，汤恩伯的第20军团。这支部队拥有七万余人，武器装备精良，是国军中的翘楚。然而，在几次关键战役中，汤恩伯部队的表现却饱受友军诟病，被讥讽为“凌波微步”、“乾坤大挪移”。

在滕县激战正酣时，汤恩伯部队并未及时增援。在临沂，尽管最终有骑兵团的“配合反攻”，但其主力部队始终未与板垣师团进行正面硬战。到了台儿庄，他的部队更是坚持“避战保实力”的原则，遇到日军生力军就规避，等待日军主力被消耗殆尽后才打算出击。

李宗仁作为战区总指挥，对此深感不满，多次以电报催促，甚至以蒋介石的授权相威胁，要求汤恩伯出战。然而，汤恩伯似乎深谙蒋介石“保存嫡系实力”的战略意图，始终没有全力以赴，仿佛在等待一个“摘桃子”的最佳时机。这种“军阀思维”在国难当头之际，无疑是对前线浴血奋战将士们的巨大伤害。

血战台儿庄：残师拼死守

1938年3月23日，台儿庄决战进入白热化阶段。日军矶谷师团，尽管得知板垣师团在临沂受挫，却依然狂妄自大，倾巢而出，兵分三路直扑台儿庄。中国军队的防线由孙连仲第二集团军（西北军旧部，仅剩两万四千人，其中第42军已基本打光）担纲，池峰城第31师则坚守核心阵地。

台儿庄内，日军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与中国守军展开了地狱般的巷战和拉锯战。池峰城率领的第31师，从最初的八千人，锐减到仅剩一千四百人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日军的进攻，守卫着残破的街区。

当部队濒临崩溃时，池峰城向孙连仲请求“给部队留火种”，言语中透露出极度的疲惫与无奈。然而，孙连仲的回答却充满了血性：“士兵打光了，你就自己填上去，你填完了我就自己来填！”他甚至组织了由伙夫、马夫等非战斗人员组成的“敢死队”，高唱着《大刀歌》，夜袭日军阵地，夺回了大部分失地。有明文记载的敢死队就有八批，每批数百人，孙连仲为此投入了十万元。

就在日军主力在台儿庄内被消耗殆尽之际，李宗仁和蒋介石才再三催促汤恩伯部，终于，这支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对日军侧翼及后方发动了全线猛攻。在前后夹击之下，日军濑谷支队、坂本支队仓皇撤退，死伤惨重。4月7日拂晓，台儿庄全境收复。

这场战役，国军伤亡约五万人，其中绝大部分是那些被视为“杂牌”的川军、西北军等部队。日军伤亡约两万人，两支精锐师团被打残。台儿庄大捷，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，极大鼓舞了全国的抗战信心，振奋了民族精神。然而，讽刺的是，战后蒋介石却将台儿庄大捷的首功，赏给了在战场上“避战保实力”的汤恩伯。

胜利背后的警示

台儿庄大捷无疑是中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，它证明了中国军队的血性与不屈。然而，它也像一面镜子，残酷地映照出国民党军队内部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：那种“友军大祸临头，我军不动如山”的军阀思维。那些装备简陋、兵员补充困难的“杂牌军”，以其惨重的牺牲和悍不畏死的精神，成为了阻击日军、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。

但与此同时，蒋介石对嫡系部队的偏袒和对他们“避战保实力”行为的默许，甚至将“摘桃子”者评为首功，无疑助长了军队内部的不正之风，加剧了中央军与地方部队之间的矛盾。这种“利用日寇削弱异己”的倾向，在民族存亡的关头，不仅寒了前线将士的心，也严重阻碍了民族统一抗战力量的凝聚。台儿庄的胜利，是人民血肉筑起的丰碑，也是对国民党领导层反思其内部痼疾的沉重警示。这种问题，也预示了兰封会战等后续战役中，类似情况的重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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